挪威的森林

日本 村上春树，林少华 译

第一章

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 747 客机的座位上。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，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。十一月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，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、扁平扁平的候机楼上的旗，以及 BMW 广告板等一切的一切，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幅的背景一般。罢了罢了，又是德国，我想。

最喜欢的开场，很多小说似乎都会借用这种景色来塑造场景和气氛。

飞机刚一着陆，禁烟显示牌倏然消失，天花板扬声器中低声流出背景音乐，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地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《挪威的森林》。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，不，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我的身心。

这首歌我听了没啥感觉。

为了不使脑袋胀裂，我弯下腰，双手捂脸，一动不动。很快，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，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。我答说不要紧，只是有点晕。

“真不要紧？”

“不要紧的，谢谢。”我说。于是她莞尔一笑，转身走开。音乐变成比利·乔尔的曲子。我扬起脸，望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，浮想联翩。我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 —— 蹉跎的岁月，死去或离去的人们，无可追回的懊悔。

我是在追悔什么呢？

飞机完全停稳后，旅客解开安全带，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。而我，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，呼吸着草的芬芳，感受着风的轻柔，谛听着鸟的鸣啭：那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，我快满二十岁的时候。

村上永远在怀念，永远在追忆。不过我觉得他这本书确实是青春小说，似乎已经不契合当下的诺贝尔奖了。小说中的“我”应该是 1969 年秋天来到过这边。

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，在我身边坐下，问我是否需要帮助。

“可以了，谢谢。只是有点伤感。（It’s all right now, thank you, I only felt lonely, you know.）”我微笑着说道。

“well, I feel same way, same thing, once in a while. I know what you mean.（这在我也是常有的，很能理解您。）”说罢，她摇了下头，起身离座，转给我一张楚楚动人的笑脸：“I hope you’ll a nice trip. Auf wiedersehen！（祝您旅行愉快，再会！）”

“再会！（Auf wiedersehen！）”

这在我也是常有的事。

即使在经历过十八度春秋的今天，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。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，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。片片山坡叠青泻翠，抽穗的芒草在十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，逶迤的薄云紧贴着仿佛冻僵的湛蓝的天穹。凝眸望去，长空寥廓，但觉双目隐隐作痛。清风抚过草地，微微拂动她满头秀发，旋即向杂木林吹去。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，狗的吠声由远而近，若有若无，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。此外便万籁俱寂了。耳畔不闻任何声响，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。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，受惊似的从草丛中腾起，朝杂木林方向飞去。直子一边移动脚步，一边向我讲水井的故事。

记忆这东西总有些不可思议。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，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，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，更没想到十八年后仍历历在目。对那时的我来说，风景那玩艺儿似乎是无所谓的。坦率地说，那时心里想的，只是我自己，只是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，只是我与她的关系，而后又转回我自己。在那个年龄，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，终归都像回飞镖一样转回到自己手上。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，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极为纷纭复杂的境地，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。

这一段描写很纤细，很微妙。

然而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，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：草的芬芳，风的微寒，山的曲线，犬的吠声……接踵闯入脑海，而且那般清晰，清晰得仿佛可以用手指描摹下来。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。谁都没有。直子没有。我也没有。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呢？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情形呢？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，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？哦，对了，就连直子的脸，一时间竟也无从想起。我所把握的，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。

我们的消失就意味着那段青春岁月的消失。

当然，只要有时间，我总会忆起她的面容。那冷冰冰的小手，那流线型泻下的手感爽适的秀发，那圆圆的软软的耳垂以及紧靠其底端的小小黑痣，那冬日常穿的格调高雅的驼绒大衣，那总是定定地注视对方眼睛发问的惯常动作，那不时奇妙地发出的微微颤抖的语声（就像在强风中的山冈上说话一样）——随着这些印象的叠涌，她的面庞突然而自然地浮现出来。最先现出的是她的侧脸。大概因为我总是同她并肩走路的缘故，最先想起来的每每是她的侧影。随之，她朝我转过脸，甜甜地一笑，微微地歪头，轻轻地启齿，定定地看着我的双眼，仿佛在一泓清澈的泉水里寻觅稍纵即逝的小鱼的行踪。

其实这些细节描写，还是很到位的，很遗憾很多时候人都不是这么敏感，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对生活有点钝感了。不过天生男女，只能说是杰作，为人类提供了无穷的思辨空间。

不过，让直子的面影在我脑海中如此浮现出来，总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而且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所需时间越来越长。这固然令人悲哀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起初五秒即可想起，渐次变成十秒、三十秒、一分钟。它延长得那样迅速，竟同夕阳下的阴影一般，并将很快消融在冥冥夜色之中。哦，原来我的记忆的确正在步步远离直子站立的位置，正如我逐渐远离自己一度站过的位置一样。而惟独那风景，惟独那片十月草地的风景，宛如电影中的象征性镜头，在我的脑际反复推出。并且那风景是那样执拗地连连踢着我的脑袋，仿佛在说：喂，起来，我可还在这里哟！起来，起来想想，想一下我为什么还在这里！不过不痛，一点也不痛。一脚踢来，只是发出空洞的声响。甚至这声响或迟或早也将杳然远逝，就像其他一切归终尽皆消失一样。但奇怪的是，在这汉堡机场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客机上，它们比往常更持久地、更有力地往我头部猛踢不已：起来，理解我！惟其如此，我才动笔写这些文字。我这人，无论对什么，都必须诉诸文字，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。她那时究竟说什么来着？

不得不说，我也是这样，有的人就这么遗忘在了岁月的长河中。记忆中只留下了那个供我凭吊的风景。文字是一种传承的形式，能够记录我们那个时刻的抽象化的美好知觉。

对了，她说的是荒郊野外的一口水井。至于是否实有其井，我不得而知。或是只对她才存在的一个印象或一种符号也未可知——如同在那悒郁的日子里她头脑中编织的其他无数事物一样。可是自从直子跟我讲过那口井以后，只要看不到那口井，我就想不起那片草地的景致。虽然未曾实际目睹，但井的样子已作为无法从脑海中分离的一部分同那风景浑融一体了。我甚至可以详尽地描述那口井——它正好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，地面豁然闪出的直径约一米的黑洞洞的井穴，给青草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。四周既无栅栏，又不见略微高出的石沿，只有那井张着嘴。石砌的井口，经过多年风吹雨淋，呈现出难以形容的浑浊的白色，而且裂缝纵横，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。绿色的小蜥蜴“吱溜溜”钻进那石缝里。弯腰朝井内望去，却是一无所见。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井非常之深，深得不知有多深；里面充塞着浓密的黑，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古脑儿煮在了里边。

这种隐喻是真的看不懂啊。

“那可确实——确确实实很深哟！”直子字斟句酌地说。她说话往往这样，慢条斯理地物色恰当的字眼。“确确实实很深，可就是没一个人晓得它的位置，虽说肯定在这一带无疑。”说着，她双手插进粗花呢大衣口袋，觑了我一眼，妩媚地一笑，仿佛在说自己并非撒谎。

我其实很好奇，就这么几句话，我已经迷上了直子了，我想见见她。

“知道，我就是知道。”直子仍然抓住我的手说。如此默默走了一会。“这方面，我的感觉灵验得很。也没什么道理，凭的全是感觉。比如说，现在我这么紧靠着你，就一点儿都不害怕。就是再黑心肠的、再讨人厌的东西也无意把我拉去。”

“那还不容易，永远这样不就行了！”我说。

“这话——可是心里的？”

“当然是心里的。”

直子停住脚，我也停住。她双手搭在我肩上，目不转睛地迎面盯视我的眼睛。那瞳仁的深处，黑漆漆、浓重重的液体旋转出不可思议的图形。便是那样一对美丽动人的眸子久久地、定定地注视着我。随后，她踮起脚尖，轻轻地把脸颊贴在我脸颊上。一瞬间，我觉得一股暖流穿过全身，心脏都好像停止了跳动。

恋爱还是很美好的，只不过当初看这本书的我过于在乎情节而忘了这些细节。

“我心里要比你想的混乱得多。黑乎乎、冷冰冰、乱糟糟……嗯，当时你为什么和我睡？为什么不撇下我离开？”

我们在死一般寂静 的松林中走着。路面散落的夏末死去的知了干壳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我和直子就好像寻觅失物似的，眼睛看着地面在松林小路上缓缓移步。

“原谅我。”直子温柔地抓住我的胳臂，摇了几下头说，“不是我存心伤害你。我说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真的原谅我，我只是自己跟自己怄气。”

“或许我还没真正理解你。”我说，“我不是个头脑灵活的人，理解一件事需要有个过程。但只要有时间，总会完全理解你的，而且比世上任何人都理解得彻底。”

我们止步站在那里，在一片岑寂中侧耳倾听。我时而用鞋尖踢动知了残骸或松塔，时而抬头仰望松树间露出的天空。直子两手插在衣袋里，目光游移地沉思什么。

太有代入感了。

更早些时候，当我还年轻、记忆还清晰的时候，我就有过几次写一下直子的念头，却连一行也未能写成。虽然我明白只要写出第一行，往下就会文思泉涌，但就是死活写不出那第一行。一切都清晰得历历如昨的时候，反而不知从何处着手，就像一张十分详尽的地图，有时反倒因其过于详尽而派不上用场。但我现在明白了：归根结蒂——我想——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，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。并且发觉，关于直子的记忆越是模糊，我才越能更深入地理解她。时至今日，我才恍然领悟直子之所以求我别忘记她的原因。直子当然知道，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记忆迟早要被冲淡。惟其如此，她才强调说：希望你能记住我，记住我曾这样存在过。

想到这里，我悲哀得难以自禁。因为，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。

也许是我记得了那些想要忘却但是无法忘却的记忆吧。

第二章

不管怎样，一九六八年春到一九七〇年春这两年时间里，我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寄宿院内度过的。如果有人问起何以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竟然住了两年之久，我也无法回答。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，右翼也罢左翼也罢，伪善也罢伪恶也罢，并无多大区别。

这种就得结合时代背景来看了。

《君之代》。

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。

“砂砾成岩兮”——唱到这里时，旗升到旗杆中间，“遍覆青苔”——音刚落，国旗便爬到了顶尖。两人随即挺胸凸肚，取立正姿势，目光直视国旗。倘若晴空万里，又赶上阵风吹来，光景便甚是了得。

不是很好听啊，村上这里戏谑一下，估计是当时青年对爱国没啥感觉，挺迷茫的。

房间里因都是男人，大多脏得一塌糊涂。垃圾篓底粘着已经发霉长毛的橘子皮，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十几厘米厚，里边一冒烟，便用咖啡啤酒什么的随手倒进浇灭，发出令人窒息的酸味儿。碟碗则没有一个不是黑糊糊的，里外粘满无名脏物。地板上散乱扔着速食面包装袋、空啤酒瓶以及什么器皿的封盖之类。没有一个人想到用扫帚把它们扫在一起再用垃圾铲投进垃圾篓。风一吹来，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。而且，每个房间都充斥一股难闻的气味。虽然气味多少有所不同，但其成分毫无二致：汗、体臭，加上垃圾。大家全都把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。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晒被褥，被褥算是彻底吸足了水，释放出无可救药的气味。我现在还感到不可思议：在那般混沌不堪的状态中居然没有发生过致命的传染病。

唉，清华也是如此。

我的房间连美人照都没贴，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摄影。我贴裸体照的时候，他开口道：“我说渡边君，我，我可不大欣赏那玩艺儿哟！”然后伸手取下，以运河画取而代之。我也并非就很想贴裸体照，便没表示异议。来我房间玩的人看了这运河摄影画，都问那是何物，我说：“敢死队看着它手淫来着。”我本来是当玩笑说的，大家却轻率地信以为真。由于大家信得太轻率了，连我自己不久也以为可能真有其事。

贼好笑啊这里。

他身上的打扮，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。光头，高个儿，颧骨棱角分明。去学校时，经常一身学生服。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，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。也正因如此，周围人才叫他“敢死队”。但说实话，他对政治百分之百麻木不仁，不过是嫌选购其他衣服麻烦罢了。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。每当接触这方面话题，他便结结巴巴一讲一两个小时，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。

这里也是讽刺么。

我和直子在四谷站下了电车，沿铁路边上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。这是五月中旬一个周日的午后。早上“噼里啪啦”时停时下的雨，没到中午就完全止息了。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，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，无影无踪了，鲜绿鲜绿的樱树叶随风摇曳，在阳光下闪闪烁烁。太阳光线已透出初夏的气息。擦肩而过的人都脱去毛衣和外套，有的搭在肩头，有的挽在臂上。在周日午后温暖阳光的爱抚下，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分外开心。土堰对面的网球场上，一个小伙子脱去衬衫，穿一条短裤挥舞球拍。只有并坐在长凳上的两位修女，依旧循规蹈矩地身着黑色的冬令制服，仿佛惟独她们四周没有夏天的阳光降临，但两人也还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，享受着晒太阳聊天的乐趣。

走了十五分钟，背上渗出汗来。于是我脱去厚些的棉质衬衣，只穿圆领半袖衫。她把浅灰色运动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。看上去洗过好多遍了，颜色褪得恰到好处。很久以前我也似乎见她穿过同样的衬衫，但记不确切，只是觉得而已。关于直子的事，当时确实记得不很多。

褪色是一种值得记忆的岁月痕迹，所以叫“恰到好处”。

她在饮水台前停住，喝了一小口水，从裤袋里掏出白手帕擦了擦嘴，然后弯下腰，细心地重新系好皮鞋带。

很细节，很美好。

“呃——”她点点头，似乎思索了一会儿什么，然后像审视什么世间珍品似的凝眸注视我的眼睛。仔细看去，我发现她的眼睛是那样深邃而清澈，令人怦然心动。这以前我竟没有发现她有着如此晶莹澄澈的眸子。想来，我还真没有盯视直子眼睛的机会。两人单独走路是第一次，说这么多话也是第一次。

真实。

第一次同直子见面，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。她也是二年级，就读于有教会背景的正统女校。正统倒是正统，但如果对学习太热心了，便会被人指脊梁骨说成“没品位”。我有一个叫木月的要好朋友（与其说是要好，不如说是我绝无仅有的朋友），直子是他的恋人。木月和她是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，两家相距不过两百米。

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，他们的关系非常开放，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强烈。两人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晚饭、打麻将。还有好几次拉我赴四人约会。直子领来一个同班女生，四人一同去动物园，去游泳池，去看电影。但坦率地说，直子领来的女生尽管可爱，对我来说却太高雅了。作为我，合得来的还是公立高中那些虽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、但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的女孩子。直子领来的女孩子那招人喜爱的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什么，我实在莫名其妙。估计她们对我也同样莫名其妙。

其实我有的时候听怀疑渡边和直子之间的关系的，假如渡边是一个很开朗的人，是一个广交朋友的人，那么是不是也不会对直子产生这种感情了呢？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—— 而不会产生后面的罪恶感或者说不适感。

我和木月、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欢聚了多少次。但当木月暂时离开，只剩下两个人时，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。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，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有任何共同语言。所以，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，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，等待木月转来。他一折回，谈话便随之开始。直子不怎么喜欢开口。我呢，更乐意听别人说。这样，和直子单独留下来，便每每觉得坐立不安。并非不对胃口，只是无话可谈。

这个还蛮真实的，不过我肯定更像木月那种性格。

既无遗书，又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。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，把我叫去了解情况。我对负责询问的警察说：根本没有那种前兆，和平时完全一样。警察对我对木月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，大概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，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。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，事件就算了结了。那辆红色的 N360 车被处理掉了。教室里他用过的课桌上，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白花。

木月死后到高中毕业的十个月时间里，我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。我结交了一个女孩子，同她睡过觉，但持续不过半年。她也从未找我算账。我选择了东京一所似乎不怎么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学，考罢入了学。考中也没使我如何欣喜。那女孩儿劝我别去东京，但我死活都要离开神户，想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。

挺遗憾的，我一向反对以上不上课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好人。

到得东京，住进寄宿舍开始新生活时，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得过于深刻，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。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，红色的 N360 车呀，课桌上的白花呀，我决定一古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。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，警察署询问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，也统统一扫而光。起始几天，进行得似乎还算顺利。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，仍有一团恍若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雾状的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洁的轮廓呈现出来。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，那就是：

死并非生的对立面，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。

诉诸语言之后确很平凡，但当时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语言，而是作为一团薄雾样的东西来用整个身心感受的。无论在镇纸中，还是在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个球体里，都存在着死。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的同时，像吸入细小灰尘似的将其吸入肺中。

村上这本书好浅显啊。这种“感受”我是很同意的，人生来就是体验派的，很多事情你需要通过抽象的感受来完成她们之间的联系。

然而，以木月死去的那个晚上为界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（或生）了。死不是生的对立面。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“我”这一存在之中。这个事实是无论怎样力图忘掉都将归于徒劳的。因为在十七岁那年五月的一个夜晚俘获了木月的死，同时也俘获了我。

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团薄雾样的东西的朝朝暮暮送走了十八岁的春天，同时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。我隐约感觉到，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实的同义词。但无论我怎样认为，死都是深刻的事实。在这令人窒息般的背反性当中，我重复着这种永无休止的圆周式思考。如今想来，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，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时代，居然凡事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。

生死确实是一个严肃而深刻的话题，无论是谁，真正经历过至亲至爱之人离去都是一种难以忘却的体验，但是生活确实还是要继续。其实这并不是渡边的问题，只是青春的底色就是迷茫，也是充满无数可能性的难以选择。

第三章

我们差不多每星期都见面，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。她在前边，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。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，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。由于当时我看的尽是她的后部，这点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。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，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。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的习惯动作。如此看得多了，我开始一点点对直子产生了好感。

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好感是一点点堆积起来的，某个人的某个动作可能就让你产生了好感 —— 也许我就是这种人吧，要认识到自己的缺点。

不过，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。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，我也依顺了直子。暑假结束，新学期一开始，直子便十分自然地、水到渠成似的走在我身旁了。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，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。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，上坡，过河，穿铁道口，只管走个没完。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反正走路即可。仿佛举行某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一般，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。下雨就撑伞走。

所以说，之于我而言，我做任何事的目的性都太强了，总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就不做，或者说有点过于克制自己了。但是我确实喜欢一个人大走特走，哈哈哈！

我一讲起敢死队，直子就发笑。由于她很少笑，我便经常讲起。不过说心里话，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。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，是家里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。况且，他只是想绘地图——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，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！

人生不能太上纲上线了，千万别随便共情。

当秋天过去，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，她开始不时偎依在我的胳膊上了。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，我可以微微感觉到直子的呼吸。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，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。特别冷的时候，就紧贴在我身旁簌簌发抖，但也仅此而已。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。我双手插进大衣口袋，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。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，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，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，才会发出“嚓嚓”的干燥声响。而一听到这种声响，我便可怜起直子来。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臂，而是某人的臂，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体温，而是某人的体温。而我只能是我本身，于是我总觉得有些愧疚。

随着冬日的延伸，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。那是一种没有任何归宿的透明。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，那并无什么缘由，而又似乎有所寻觅。每当这时，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、凄苦的心情。

《情书》100% 受到了这个的启发。

这么着，我从十八岁进入了十九岁。太阳出来落去，国旗升起降下。每当周日来临，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。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，将来意欲何为，我都如坠雾中。大学课堂上，读克洛岱尔，读拉辛，读爱森斯坦，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。班里边，我没结交一个朋友，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。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，便认定我想当作家。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，什么都不想当。

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，隐约觉得她倒能够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，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。莫名其妙，我想，莫非她的语言彷徨症传染了我不成。

一到周末晚间，我就坐在有电话的门厅的椅子上，等待直子打来电话。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，因此门厅里比平日人少，一片寂静。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中闪闪浮动的光粒子，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。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？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？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。我时不时向空间飘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，但指尖什么也触不到。

谈一场不知道结局的恋爱，读不知道为何而读的书，大抵就是人生的写照。

我固然经常看书，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一类型的嗜书家，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。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：杜鲁门·卡波蒂、约翰·厄普代克、司各特·菲茨杰拉德、莱蒙特·钱勒德。无论班里还是寄宿院内，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。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巳、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，或者法国当代作家。这样，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，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。同一本书读了好几遍，时而合上眼睛，把书的香气深深吸入肺腑。我只消嗅一下书香，抚摸一下书页，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。

对十八岁那年的我来说，最欣赏的书是约翰·厄普代克的《半人马星座》。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，它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，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而且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。兴之所至，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信手翻开一页，读上一段，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，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。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！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，但环视四周，竟无一人读过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！在一九六八年，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，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，但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。

很喜欢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无比赞同这句话，每句话每一段我都印象深刻，为什么我想要开始精读这些书，就是因为看了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那种精巧而不繁复，那种写意而不飘渺，那种茫茫历史潮流下的无力感和宿命感。1968 年为啥不能读？

“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。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上面浪费时间。人生短暂。”

“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？”我问。

“巴尔扎克、但丁、约瑟夫·康拉德、狄更斯。”他当即回答。

“都不能说是有当代感的作家啊！”

“所以我才读。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。乡巴佬、小市民才那样。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，取羞于人。明白吗，渡边君？这宿舍院里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，惟独我与你，其余全是废纸屑！”

哈哈，有些人是这样的，为了脱颖而出才读，其实大可不必。

永泽是一个集几种相反特点于一身的人，而这些特点又以十分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。有时他热情得无以复加，连我都险些为之感激涕零，有时又极尽搞鬼整人之能事。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，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。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，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。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觉察出了他的这种内在矛盾，而其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，委实令人费解。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途中。

但总的说来，我对他怀有好感。他最大的美德是诚实。他决不说谎，从不文过饰非，也不隐瞒于己不利的情况，而且对我始终亲切如一，慨然给予诸多关照。如果没他如此相待，我想我的寄宿生活将远为不快得多、别扭得多。尽管如此，我却一次都没交心于他。就这点而言，我和他的关系，其性质完全有别于我同木月之间。自从我目睹了永泽酩酊大醉后想方设法捉弄女孩子以后，我就决定万万不可向他交心。

永泽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。

当时我还不以为然。但实践起来，的确很容易。由于太容易了，反倒叫人有些泄气。跟他到涩谷或新宿，走进酒吧或咖啡馆（地方大体是固定的），物色两个结伴而来的合适女孩（成双成对的女孩真可谓铺天盖地），和她们喝酒，然后到旅馆一同上床。总之永泽能说会道。其实他也没说什么绘声绘色的话，但他一开口，女孩大多听得入神，一副痴迷的样子，不觉之间便喝得昏头昏脑，结果和他睡到了一起。况且，他又长得英俊潇洒，开朗热情，随机生发。因此，女孩只消和他坐在一起，便觉心荡神迷。另外还有一点，这点我本身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：就是通过同他在一起，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富有魅力的男士。每当我在永泽促使下讲点什么的时候，女孩们便像对永泽那样对我的话或点头频频或笑意盈盈。这都是永泽的魔力所使然。这家伙实在身手不凡，每每叫我钦佩不已。与他相比，木月的座谈之才，简直成了哄小孩的玩艺儿，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。尽管如此，尽管我对永泽的才华五体投地，我还是由衷地怀念木月，愈发感到木月待人是何等的以诚相见，他把自己那并不多的才能都献给了我和直子。相比之下，永泽却把他超群出众的才华儿戏般地随意张扬。说起来，他同女孩睡觉也并非出于真心，对于他，那也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。

有些道理。不在乎才能高低，只在乎到底有没有给出真心。

我自己其实不大喜欢同萍水相逢的女孩同床共衾。作为疏导情欲的一种方式固然惬意，而且同女孩拥抱着相互触摸身体也颇开心。我所不快的是早上分别的时候。醒来一看，一个陌生女孩在身旁酣然大睡，房间里一股酒味儿。床灯、窗帘等等，无一不是情人旅馆特有的那类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东西。隔夜未消的酒意弄得头脑仍然昏昏沉沉。片刻，女孩也睁开眼睛，到处摸内衣内裤，还一边穿长筒袜一边说：“喂，昨晚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了？我可正是危险期哩！”然后又一边对着镜子涂口红沾眼睫毛，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絮絮不止，什么头痛啦、化妆化不好啦等等——这些都让我心生不快。所以，说老实话，我真不想睡到第二天早上。但宿舍都是十二点关门，总不能花言巧语劝女孩子半夜起身回去（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），而只能在外边过夜。这样一来，势必在那里待到早上，满怀着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返回宿舍。阳光刺得眼睛作痛，口里又干又苦，脑袋就像别人的似的。

唉，太对了。那种失落感我觉得能体会得到。什么叫幻灭？这就是幻灭，幻梦破灭时内心的那种无助感。

“如果你觉得空虚，说明你是正人君子，可喜可贺。”他说，“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，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，只落得疲惫不堪、自我生厌，我也同样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卖力气？”

“很难解释。对了，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写过赌博吧？同一个道理。就是说，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，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有那么点儿。”

“傍晚，女孩子们走上街头，在那一带东游西逛，饮酒消遣。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，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。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，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。我们转眼间就可以发泄，而对方又求之不得。这就是所谓可能性。这种可能性就在眼前来回晃动，难道你能视而不见？自己具有这种能力，又有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，你能默默通过不成？”

“我从没遇到过那种处境，不大明白，揣摸不出是怎么一番滋味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在某种意义上，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”永泽说。

理解是可以理解的，不过我倒是对永泽有了新的看法：他起码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，他能够自圆其说。

从一入学开始，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。她名叫初美，和他同岁，我也见过几次，是个难得的女性。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，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。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，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，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。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性，娴静、理智、幽默、善良，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。我非常喜欢她，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，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。她对我也中意，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课余活动小组里的一个低年级女孩，四人一同约会。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，适当敷衍几句便把话引开了。初美就读的大学，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，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。

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混的事，她基本晓得，但一次也没有口出怨言。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，却丝毫不加干涉。

“配我太可惜了！”永泽说。

我也有同感。

唉。永泽是大家都想成为的人啊。

一九六九年一、二月间，可说是多事之秋。

一月底，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，卧床不起。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。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 招待票，约好直子一同去。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 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，她正满怀期待。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，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，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，而且也找不到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。我买来冰块，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，拿冷毛巾给他擦汗，每隔一小时量次体温，连衬衣也为他换了。高烧整整一天未退。但第二天清早，他居然“咕噜”一声翻身下床，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。一量体温，三十六度二，实非常人可比。

招待票就是免费的门票。

到四月中旬，直子满二十岁。我十一月出生，她大约长我七个月。对直子的二十岁，我竟有些不可思议。我也好，直子也好，总以为应该还是在十八岁与十九岁之间徘徊才是。十八之后是十九，十九之后再十八——如此固然理想，但她终究二十岁了。到秋天我也将二十岁。惟死者永远十七。

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。上完课，我在附近买了盒蛋糕，乘上电车，去她的公寓。我向她提议，毕竟二十岁了，总该稍稍庆贺一下。我思忖，如果过生日的是我，也会有这种愿望的，一个人形影相吊送走二十岁生日肯定不是滋味。电车里人很挤，又摇晃得厉害，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，蛋糕已经土崩瓦解，活脱脱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，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二十支小小的蜡烛，划火柴点燃，拉合窗帘，熄掉电灯，总算有了生日气氛。直子打开葡萄酒。两人喝着葡萄酒，吃了点儿蛋糕，吃得很简单。

等到 21 岁就没有这个感觉了，感觉人生正在飞速逝去，或者说每次都要迈入新的阶段。

吃完饭，两人收拾好碗筷，坐在榻榻米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。我喝一杯的工夫里，她喝了两杯。

直子这天出奇地健谈。小时候的事，学校的事，家里的事。而且都讲得很长，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。我真佩服她有这么出色的记忆力。但听着听着，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里含有某种东西。有什么不正常，有什么在发生着不自然的变形！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，但连接方式异乎寻常。A 话不知不觉地变成其中包含的 B 话，不一会又变成 B 中包含的 C 话，绵绵不断，无止无休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，后来便作罢。我放上唱片，第一张听完便把唱针移到第二张。全部听完之后，又从头听起。唱片只有六张。第一张是《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》，最后是 比尔·埃文斯的《献给黛比的华尔兹》。窗外雨下个不停，时间缓缓流逝，直子一个人絮絮不止。